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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配合《中国金融》杂志相关专栏，选取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和重大金融事件的文章，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者｜
文章｜《中国金融》2004年第8期
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
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把建立根据地作为重要的任务。为了革命的需要，根据地必须发行自己的货币。军队、政权、货币三者密切不可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江西红色政权已经拥有自己发行的货币。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陕甘宁边区先是发行光华商店的辅币并逐步发行边币，同时发动货币斗争，把法币排挤出边区。皖南事变后，山东解放区首先割断并逐步排除国民党政府法币，从而实现了解放区货币的独立和稳定。必须有独立的货币，才能形成独立市场，排除敌币干扰，并使根据地有可能通过发行货币弥补财政收入。因此，各根据地均重视发行货币和驱逐敌币的斗争。
人民币继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特点，形成了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
人民币的独立性。在发行人民币之初，中国人民银行就申明人民币不与金银相联系，而以丰富的生活资料供应为保证。这就断然与旧中国的银本位和金汇兑本位划清了界限。
金银是世界各国通用的货币。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先后由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19世纪英国在中国推销鸦片，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形成货币紧缩、银贵物贱，使中国的银元价值动荡不定，动摇国本。旧中国实行法币制度后，发行纸币，依靠英国收购白银，换成英镑。法币价值以大条银在伦敦的市价为准。后来英国为争霸而停止收购白银，中国转而依靠美国，加入美元集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依仗美国贷款，购买美国黄金，运回国内，依靠出售黄金现货和黄金储蓄，缓和法币通货膨胀。1948年“八一九”国民党改发银元券，借以欺骗群众。由此可见，旧中国以金银为货币，始终摆脱不了西方的控制，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
苏联的卢布又是另一番景象。斯大林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货币是黄金的符号。苏联在为卢布规定含金量时，高估卢布的价值，从而在汇兑中占尽便宜。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此举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中国的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但实际购买力较高。人民币单位价值高于卢布。苏联方面当时对此还表示过异议，斯大林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位货币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苏联重新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所占的便宜。
我国的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人民币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时掠夺民间所存白银，号称“白银国有”。发行金元券时则强迫民间交出黄金、银元和外汇，趁机掠夺民间财富。新中国发行人民币时，认为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对稳定物价不利。因此，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当时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些金银在新中国困难时期用来向西方购买粮食，减少人民生活的困难。我们使金银退出市场，由人民币独占市场，符合马克思所阐明的纸币流通规律。既然纸币是黄金的符号，流通纸币要遵守纸币流通的规律，不让金银参与流通。中国的货币脱离金银，就与西方割断了联系，使帝国主义国家不再能够通过金银操纵中国货币和市场，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稳定，这是新中国货币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人民币的统一性。货币统一是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不仅币值动荡，而且存在多种货币。如山西使用阎锡山的老头票，广东使用陈济棠的毫洋，李宗仁、白崇禧发行广西银行券等。
人民币发行之初，我们同时收回了各根据地发行的8种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后来又陆续收兑了新疆和西藏发行的货币。为了首先恢复东北解放区的经济，1950年人民币稳定后，才收回东北银行发行的货币，从此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
人民币的稳定性。人民币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比较稳定的货币。虽然困难时期一度曾出现通货膨胀和黑市，粮食价格上涨5倍左右，但经过调整，黑市消除，人民币又重新恢复了稳定。正是人民币的独立自主，决定了它的统一和稳定。
银行业务全面发展
人民币稳定以后，银行的信贷业务得到全面发展。原来马戏团在农村流动演出，观看者要交一个鸡蛋，货币稳定以后交人民币就可以了。这就是货币下乡。南汉宸提出把银行机构伸到农村去。1950年银行县县设行，1952年镇镇设营业所。南汉宸一贯关心农民疾苦，他提出银行要发放农贷，发展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帮助土改后的农民发展生产，防止两极分化。人民银行不仅贷款支持国营企业，促使其迅速发展，执行“垒墙政策”，使物价稳定得到保障，同时发挥其支持收购农产品的作用，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支持国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收购，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商业也广泛开展业务。
私营金融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票子发毛，储蓄无从发展，只能依靠为企业办理收付，取得少量存款，用以进行黄金、外汇投机。国民党发行金元券，蒋经国坐镇上海，逼私人银行交出金银外汇，向昔日的“江浙财阀”勒索。这就使私人金融业对国民党完全失望。陈光甫曾托冀朝鼎约见周恩来，寄希望于共产党。周作民在金城银行周转不灵时，向南汉宸提出借钱。南不但同意，而且加倍借给。周作民感激不尽，决定把外汇资金转移到国内，并从香港回国。陈光甫原来也准备回国，只因为“五反”时上海银行的资耀华总经理被捕使他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并转而申请上海银行在香港独立经营，后来又去台湾设立分行。南汉宸对私人金融业的统战措施是成功的，金融业的公私合营远远早于其他行业。
南汉宸与国际经济会议
1952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国内经济已经恢复。为了突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提议在莫斯科召开国际经济会议。
周恩来对南汉宸深为信任，认为他不但是地下秘密工作的好手，更是善于运用统一战线并在社会上广有声誉的干才。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要南汉宸兼任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副主委和党组书记，对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和禁运，周恩来又决定让南汉宸任外贸部部长，像1941年打破蒋介石封锁那样，为中国对西方贸易打开缺口。
周恩来指定南汉宸担任国际经济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副团长，冀朝鼎、曾凌为秘书长。代表团成员均为知名人士，其中有章乃器、马寅初、陈翰笙、樊弘、狄超白、吴蕴初、陈维稷、卢绪章等20人。由我任秘书组长，负责起草团长和副团长的大会发言稿，由吴清友任翻译组长。秘书组成员有章云啸、舒自清、马乃广、闵一民、周林等。南汉宸召集讨论大会报告。由于时间紧迫，白天讨论，夜间修改，次日继续讨论。最后，指定我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办公室主任刘昂介绍说：杨培新过去是重庆《》的记者。总理说：“我知道。”我念发言稿，周总理仔细听并指出哪里应加标点。当念到一段说美国工商界人士对禁运发表不同看法时，周总理表示怀疑，要我回去查明出处。后来果然发现有误。最后他叮嘱到莫斯科后向斯大林汇报。
代表团坐火车，旅行11天才抵达莫斯科。我们将南汉宸团长的发言送张闻天大使审阅，经反复修改后，送交斯大林。这篇发言，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战时经济繁荣已经过去、经济开始衰退的局面，提出开展国际贸易、打破封锁的建议。这是有针对性的发言，切合西方商人的心理和利益。斯大林没有想到中国对西方工商界的心理如此了解，表示对发言全部同意，并说要接见代表团（后来因故接见没有实现）。会议由苏联商会主席奥斯特洛夫主持，波兰经济学家宗兰格、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和各国代表参加。苏联老百姓听说中国来了一批资本家，纷纷聚集街头，要看资本家长得什么样子。这次会议打动了西方资本家，会后他们访问中国，北京为此在金鱼胡同赶修了和平宾馆接待他们。
在开会期间，南汉宸过度劳累眼底出血，经查是高血压的症状。国务院要他休息，人民银行由曹菊如任行长，南汉宸改任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先做对西方资本家的联系工作，病愈后就任外贸部新职。病休期间，南汉宸依然十分关心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中央的各项政策，嘱咐我随时到颐和园向他汇报。他到大连休养后，要我写信汇报。他每次回信，对我均以弟相称，这种老前辈对晚辈的忘年之交令我感怀不已。
南汉宸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银行作为头号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有一天，忽然听到大街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口号声。仔细一听，原来喊的是“打倒南汉宸”和辱骂王友兰的淫秽词句。我是戴罪之囚，不能前去看望，揪心不已。南汉宸自1952年发现高血压重症以后，就被迫休养。此时的他已届风烛残年，又重病在身，哪经得起不准吃喝拉撒的游街以及在卡车上长时间站立的游斗，哪经得起这般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次日就传来南汉宸去世的消息。原来游街一天下来，南汉宸身疲力竭，病体难支。他提笔写信给党中央，陈述自己难以承受批斗所带来一的肉体和心灵痛苦，请求党的谅解。然后服安眠药佐以白兰地自杀。周总理闻讯让王震前去探视。王震冲破各种阻挠赶到时，发现南汉宸尸体已经僵硬。造反派竟然称这是畏罪自杀。王震怒斥说，这是蓄意谋杀。
傅作义是南汉宸的至交，平津被围困后，他要求南汉宸来参与和谈，并为此与南汉宸好友冀朝鼎取得联系。解放后，看到傅作义汽车破旧，南汉宸便把自己的新车送给他。傅作义后来告诉王友兰，周总理听到南汉宸死讯后，愤慨地说：今后靠谁来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南汉宸曾是周恩来在中央军委的得力助手，在国民党北方军队上层有很高的威望，能够在国民党特务遍布的国统区中受到西北将领的迎来送往。新中国成立后，任命南汉宸为人民银行行长，也是为了利用他的智慧和威望打破西方的封锁。南汉宸含恨辞世后，王友兰要我向当时在位的姚依林为南汉宸申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汉宸终于得到昭雪，有关方面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王学文同志后来告诉我，是陈伯达唆使造反派逼死南汉宸，因为陈伯达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节，为当时活动在平津一带的南汉宸侦知，并向延安汇报。他害怕南汉宸公开这段事实，就先下手为强，先后逼死南汉宸和王世英。又有人说南汉宸、王世英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使江青一伙人怀恨在心，以致在“文革”中遭到毒害。
南汉宸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对党忠贞不二。他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期间，曾义释刘志丹。他拒不接受蒋介石的封官许愿，毅然亡命日本。在白色恐怖中，他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支持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他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时，康生以“抢救失足者”的名义，逮捕财政厅里曾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任过高级职务的干部，要南签字，南说：“这些人我领导过，了解他们的历史。”康生向毛泽东告状，说南右倾。康生把这些人关进保安处。他们当中有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卓越的财政部长。
南汉宸幼年家庭贫穷，少年即参加革命。他历尽枪桑，洞明世事，人情练达，最后服膺马克思主义。他善于独立思考，从不盲目服从，反对搞个人崇拜。他忠于人民，深知百姓疾苦。他豁达大度，择善而从。他遇事调查研究，研求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到关键所在。例如，他通过研究货币发行，得出“不论发多少票子，其实际币值仍等于多少斤粮食”的结论；他还研究过多少人能够养活一个脱产干部。他善于化繁为简，得出简明易懂的规律。他求才若渴，从不整人，没有野心，不拉帮结派。
南汉宸不愧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正因为此，他逝世多年，群众对他仍然追怀不已。
（责任编辑张林）
